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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辉控股港交所上市,未来规模增速将保持在15%-30%

编辑 : 佚名   发布时间: 2020-10-29 20:00   消息来源: 澎湃财经 阅读数: 21 ()
10月29日上午9时30分,行业排名TOP40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金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9993.HK。这也意味着金辉控股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据悉,此次金辉控股IPO募资总额25.8亿港元,成为2020年下半年首家完成IPO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告显示,金辉控股IPO全球基础发行规模为6亿股,发售结构为90%国际发售,10%香港公开发售,最终发行定价为4.3港元/股,接近IPO定价区间上限 4.5港元/股,募资25.8亿港元。此次,金辉控股IPO还有9000万股超额配售权,如果行使超额配售权,金辉控股此次融资规模将达到29.67亿港元。截至29日收盘,金辉
中国发展的逻辑可从四个维度来理解:需求、供给、分配、投资

需求包括内需与外需。外需增长基于全球化3.0时代,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与中国几乎无穷供应的劳动力相结合,将制造出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内需增长则基于城市化1.0浪潮,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等手段打造新区的新城模式,其实质是土地的城市化。

供给问题同样包括两方面。一是工业化2.0利用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用市场换取资本与技术,使产能实现爆炸式增长。二是信息化1.0使得搜索、社交、电商等信息化基本场景应用得到迅速发展。

在分配体系上,这一轮发展造就了地产大亨和科技新贵的崛起。面对收入差距的问题,个税改革等收入分配方案陆续出台。

以上四个维度的发展逻辑背后有一个完整的体制和机制的支持。

体制方面,我们实现了市场化转型,其关键在于产权的明晰和市场配置资源两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我们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蓬勃的增长动力来自财政和金融两根支柱。财政方面,分税制改革造就了土地财政和城市化浪潮;中央转移支付则稳定了地方债务危机。金融方面,由央行决定整个基础货币的扩张能力,商业银行则构成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过去。

副作用与后遗症

过去的成功自有其原因,但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需要我们看清过去所遗留下的问题与隐患。

城市化1.0的核心聚焦土地,但拒绝了人。3.5亿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难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福利。

全球化3.0与工业化2.0使得中国与世界深度捆绑,被限于低端制造业的结构位置;信息化程度局限于一些基本的应用场景,高度的数据垄断则正在产生,未来的数据垄断可能是垄断的终极形式。

美国镀金时代带来的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地方债务和泡沫问题,以及给个体和社会带来的焦虑和价值观的紊乱,也是会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从体制层面来说,税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陷入死结。基础货币的投放仍与美元挂钩,为应付波动则不断动用准备金率武器。在历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宏观政策层面的宽松与紧缩带来的边际效应日益下降,继续依赖这些手段已难以为继,必须激励微观层面的改革创新,提振私营经济。但商业银行的投资过于规避高风险项目,在激励创新方面无法产生新的动力。

认识到这些问题,也就便于我们了解未来会如何变化,帮助我们做出投资决策的判断。

预见未来

未来的变化同样发生在四个层面。

需求角度,体现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更大的房子和更好的车子,更重要的是对法制、正义、公平以及其他非经济方面的诉求,对医疗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需求,以及对服务业标准提升的要求。

与此相对,供给方面的主要矛盾在于不平衡和不充分。不充分的原因,是我们的发展水平仍不够高。不平衡问题则更加微妙,它包括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以及收入不平衡。

推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升级迫在眉睫。

从全球化3.0进入全球化4.0,由过去人与物的全球流动与连结变为数据的连结。从城市化1.0奔向城市化2.0,促进以城市群为核心的深度城市化,让3.5亿农民工有机会落户在城市群。从工业化2.0向工业化4.0跨越,利用新的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革。而信息化2.0则代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深度应用。

从投资角度来说,未来我们要寻找的新“漂亮50”(“漂亮50”是美国股票投资史上特定阶段出现的一个非正式术语,用来指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50只备受追捧的大盘股),一定是核心技术驱动、研发驱动、创新驱动和并购驱动的。在医疗、卫生、保健、军工等领域,未来一定会涌现出大市值公司,这些就是我们投资的重点。在对新的需求和新的供给的深度分析中,就能找到我们未来持续收益和持续成长的路径。

自中央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来,市场已经对此有了充分的讨论。在官方表述中,用的是“加快”二字,说明蓝图已经有了,只是要加快速度。

我们认为,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作为这个蓝图形成的一个起点。

资本市场:何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在外部环境变化之前,外循环支持内循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是什么?我认为,是商品市场、科技和资本市场。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的就是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那么,所谓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希望在这三个方面都能够自力更生,降低对外的风险敞口。

商品市场主要说的是外需,是海外的消费市场,是需求侧,科技和资本市场都是供给侧的内容,两者是直接相关的。供给侧就是在生产要素上做文章,无论是传统生产函数中的劳动、资本和TFP,还是新的生产要素数据,都大有作为。在老的微笑曲线上,加工制造的附加值最低。但在新的万物互联的智能制造时代,数据这种要素将大大提高制造端的附加值。这一切都依赖于新一代的技术。

新技术从发明到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认为企业是最后一公里,那么无论是这最后一公里,还是之前的N公里,都需要资本的参与。银行做的是锦上添花的工作,只有资本市场才是雪中送炭。这里要重点强调一级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风投和天使投资,它们在从0到1这个阶段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说,IPO只是一个退出方式,二级市场如果能够给更高的估值,那么就越能够为前端赋能。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大框架下,决策层又提出了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和任务,资本市场被提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度,资管新规和银行分拆理财子公司,都能对直接融资形成支持。这两年,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两个变化,就是科创板注册制和金融开放。产业界认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那么,科创板的生辰八字,就相当于1971年的纳斯达克,它诞生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前夜。

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互联网公司为例,从上世纪末的新浪和搜狐等门户网站,到本世纪初的BATJ,不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就是利用西方的资本,或两者都有。很多早期创立的本土互联网公司都是通过外循环实现了从0到1,再利用内循环实现从1到10,而后又寄希望于外循环实现从10到100。最近这几年成立的新经济公司,才真正实现了原创和国产。

供给侧五大任务之一是“补短板”,那我们的短板就是帮助创新型中小企业实现从0到1的跨越,这是主银行金融市场结构的一个共同缺陷,这种结构有助于追赶型经济体发挥学习效应,有助于在资本要素短缺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快速实现工业化,但不太利于赶超。追赶可以靠学习,赶超则需要靠原创,只有资本市场才能给一个idea,或者一个现金流为负的公司定价。激励创新的契约的特征是:短期内允许试错和包容失败,长期内又给予成功以高额的回报,故只有股权融资才是创新友好型的。

早期海外的风险资本投中国的企业,瞄准的都是纳斯达克,或者港交所。如果在审计底稿和数据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难度会增加。这个影响短期内还没有显示出来,今年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并没有明显降温,这是因为时滞,上市工作前期已经做完了。我们还可以看美国对中国的风险投资,2016年已经触顶。

资本市场服务“双循环”,核心的是服务科技创新。而要想服务好创新,资本市场自身就得具备创新的基因。纵观历次科技革命,金融创新无不发挥着一种催化的作用。所谓的美国模式的核心,不就是联邦政府和头部企业的基础研发+硅谷的企业家和创新精神+天使投资,再加上华尔街的投行吗?那么,我们本土的基础研发,企业家精神和航母级券商能不能跟人家PK,资本市场如何能不能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就很重要。

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追赶红利。我们不需要花很多钱在基础研发上,花钱买人家的专利授权就行。所以过去对于创新的态度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大多数能引进的都引进了,也实现了从引进到再创新。该引进还没引进的也很难再引进了,只能自己搞基础研究,所以要建双一流,这是起跑线。

产学研的融合,就需要企业家和市场化的资本参与进来,多层次的、制度完善且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可以发挥枢纽作用。这个枢纽,向前面是从0到1,后面是从1到100,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少了这个枢纽,哪怕是不够通畅,都会有问题。过去,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枢纽,未来需要自力更生,注册制就是新的交通规则,它更适合于新经济的特征。

国内资本市场不同板块之间既要有分工,也要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纳斯达克崛起,纽约交易所落后。纽交所也会有危机感,所以出台了直接上市规则,相比于注册制,上市的速度又加快了。这是真正让投资者用脚投,看上去好像是上市更容易了,但由于竞争更加激烈了,要想有更好的表现,就只能拿出更漂亮的业绩。

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说的,“如果技术是美国经济的新引擎,那么金融就是燃料”。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也强调,金融对于创新的作用不可忽视(Schumpeter,1911)。

创新能力与金融结构有内在的匹配逻辑。对有形资产的投资,可以依赖银行间接融资,但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则更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创新逻辑,不只是资金融通本身,更在于资金融通的形式。建设创新中国,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需要金融市场的再定位和再创造。新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内涵,就是金融支持创新。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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