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出自《伯明翰监狱来信》(1963年)。此言在中国引用率极高，有时还被改头换面，以适应中土的气候，如最常见的这一版：“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无论翻译的版本怎么变异，批判的方向却始终不易：好人的沉默。而是事实背后的成因：面对坏人的嚣张，好人为什么沉默，正如面对明目张胆的谎言、惨无人道的暴行、千夫所指的罪恶，国人为什么旁观，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甚至默默扭过头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除了恐惧，沉默如瘟疫一般蔓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听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为什么最后站出来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会是一个孩子呢？泽鲁巴维尔认为：“这一点很难被称之为巧合，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的人。”我们该关注什么，不该关注什么，该在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呼喊口号，什么时候歌功颂德，早已被权力规训、洗脑、潜移默化，我们头脑的形状，早已由权力统一锻造，都是方形，抑或都是五角星。在此，沉默，以及支配沉默的思维，都出自权力的指令，与对权力的顺从。当然这依旧可以归结为对权力的恐惧，不过，当恐惧权力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模式，恐惧便不再需要理由，不再需要追问“为什么恐惧”，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此间的沉默，则是一种合谋，既是沉默者与权力的合谋，也是沉默者之间的合谋。“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合谋。当沉默者不甘沉默，试图发声，却无奈发现，自己失语了，他们的喉咙，被钳制太久，已经丧失了自由言说的功能，他们所吐出的话语，都是历经权力过滤与改造的谎言，要描述自由、真相，却无词可用，无以名状，只能感知，无法言说，这不是得意而忘言，而是沉默的代价。此刻的他们，哪怕张大了嘴巴，喊破了嗓子，却与沉默者无异。明乎此，才能更进一步，来探寻怎样打破沉默。窃以为，只要沉默者拥有最起码的良知和理性，他们便会不满于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认识到，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当暴力与罪恶大行其道，哪个沉默的旁观者能够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呢。还是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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