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家族信托基金的运用已经相当普遍。IBM掌门人沃森曾以自己的孙辈为受益人设立了一笔数百万美元的信托基金，他们年满35岁就可以支配基金中各自的份额。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子小约翰·肯尼迪，生前依靠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过上随心所欲的贵公子生活，并客串杂志经营业务。他的父亲与叔叔也同样受益于家族信托基金。据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称，1936年他4岁时，父亲已为他和哥哥分别设立了10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帕丽斯·希尔顿，尽管她的祖父2007年把希尔顿酒店出售给了百仕通集团，并宣布将名下约23亿美元的资产大部分捐赠给慈善机构希尔顿基金会，但这并太影响帕丽斯的生活，因为她依然拥有为己而设的家族信托基金。

在香港，船王许爱周之孙、中建企业主席许世勋之子许晋亨的收入同样来自家族信托基金。许爱周上世纪40年代从事地产及投资业务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将名下重要资产如中建大厦等楼宇和亚洲货柜股权放入周兴置业旗下，并以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由许世勋三兄弟共同掌管，家族成员每月在基金内支薪而不能直接分得遗产。另外，一些官员在上任时为保证不牟私利，也会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如前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当年即把财产以家族信托基金形式交给父亲唐翔千管理。

为防止家族信托基金的庇荫让受益人们成为无节制挥霍的纨绔子弟，一些信托还会专门设置防挥霍条款，对受益人的权力进行限制。在设计信托契约时可以依据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来设定拨放财产的条件，如所发款项只够维持子女过中产生活，或只能用于医疗、教育等支出，让子女不会因继承巨款而出现价值观偏差。

合理节税保护伞

在美国等遗产税高昂的国家，信托基金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节税，财富家族可以通过设立理论上能永续存在的朝代信托来规避遗产税和隔代转移税。例如，在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的情况下，如果传承三代，通过朝代信托可能会帮继承人节省70%以上的税收。不过，设立朝代信托需要向受托的金融机构支付不菲的手续费及管理费，每年的费用有可能达到信托资产的1%。因此，为节省管理费也有许多人会选择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或朋友作为受托人。比如萨默·雷石东的家族信托基金SMR信托，主要托管人即是他多年的副手维亚康姆公司CEO菲力普·道曼。当然，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的选择与公平处事就更为重要。香港罗氏针织创办人罗定邦于1996年4月成立家族基金，选择次子罗蜀凯任受托人，而到了2007年，其四子罗嘉宝之女罗颖怡就入禀法院，控告二伯父没有提供信托基金内物业及资产全面准确的资料，要求他交代账目。为解决此问题，信托基金委托人也可以指定专门的监察人，以监督受托人是否履约。

资产隔离防火墙

因为信托独具的资产保护机制，且委托人和受益人通常不是同一人，家族信托还可以充当财产的“防火墙”。如果委托人死亡、离异或破产，信托财产不会受其牵连，债权人或配偶都无权拿走。香港曾有一位富商设立了一个1000万港币、为期三年的信托，受益人为10岁女儿。未料，两年后该富商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在清算时，债权人虽然发现却无法动用这笔信托中的钱款。三年到期后，信托转为现金划至女儿名下，按照香港有关法律，信托只管受益人是否拿到钱，而不管受益人拿到钱后给谁用或怎么用，富商就可以靠这笔信托资金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去年轰动一时的龙湖地产主席吴亚军与蔡奎离婚事件中，也让公众看到了家族信托的妙用。蔡奎的家族信托“银地”(Silverland)最终漂离了吴亚军的家族信托“银海”(SilverSea)，仅用一纸协议就解决了夫妻分家问题，连公告都不用发，避免了一般通过股权分割财产带来的税负成本及交易成本，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上市公司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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