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欧美和东亚发达国家均经历了总生育率从高位(5~6)下降到更替水平(2.1)甚至以下的过程。生育率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是:①女性社会地位提升,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提升,生育的机会成本提升;②女性收入水平提升导致结婚率下降,经济发展观念改变导致离婚率提升,适孕女性群体比欧美更少;③教育水平和收入的提升会促使家庭偏好素质更高的孩子,养育孩子的质量提升,数量减少;④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养育小孩成本大幅提升。    非常有意思的是多数亚洲发达国家都对生育政策都经历控制、中立、鼓励的三个阶段。这个现象可以用经济增长三要素模型(y=f(人口,资本,技术))解释,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和技术是增长的核心瓶颈,所以需要限制人口来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本和技术的积累,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反而成为限制经济增长的核心瓶颈,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鼓励生育政策短期内效果有限,长期有正面影响。日本在1995年开始鼓励生育,10年后生育率触底反弹,但由于适龄生育人口的减少总人口仍然在减少。法国从1920s开始鼓励生育,措施广泛(每年投入GPD约4%),目前的总生育率仍能保持在更替水平左右。从OECD国家的样本看,鼓励生育支出占GDP比重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OECD国家总体生育支出占GDP比重近年来持续提升,目前约2.1%(不含税收减免)。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导致了生育率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过早下降、男女性别失衡等问题。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相似情况下,生育率高于我国,我国社会老龄化将比日本更早来临;且90、00后男女比例(1:1.15)失衡问题比70、80后(1:1.03)更为严重;此外85、9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于70后的生育意愿。    鼓励生育相关措施应尽快出台。由于适龄生育人群的减少,即使维持当前的生育率水平,10年后(2030年)我国的新生儿数量也仅为当前的70%,因此当前时点有必要出台鼓励生育相关政策,相关措施应围绕降低育儿成本、提供低价社会化育儿支持、促进男女育儿角色平等化等方面展开。假设中国每年支出和OECD国家相似比例金额用于鼓励生育,则每对育龄夫妻每年收到的直接/间接生育补贴将达到5000元。假设鼓励生育效果和日本类似,生育率有所提升,那到了2030年,新出生人口将比生育率不变的情形下增加近20%。    风险提示鼓励生育相关措施对改善生育率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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