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胀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胀是结构性的,主要体现在服务品上,比如居住、教育、医疗、生活服务等,尤其体现在居住上。这种结构性的胀对于消费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消费降级乃至生活水平的下滑,并不比严重通胀差多少。而且这种结构性的胀,早已对货币政策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在严控房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只要稍微放松,资金立马流向地产部门,成为货币调控的一大掣肘。    从滞的角度来看,长期而言,中国目前也处于一个经济结构转型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时期,旧的产业已日薄西山,新的产业还尚未开花结果;短期而言,在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成本这三座大山里面,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是一个主要方面,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工资上涨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劳动力价格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主要问题在于原材料和资金成本,在当前投资需求持续下滑、消费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大部分工业品价格的节节上涨无疑将对企业生产积极性造成不良影响,更严重的还是资金成本,即使不论当前实体经济融资紧张和利率攀升的状态,多年以来形成的高杠杆已经成为企业的巨大包袱,也成为宏观政策的另一大掣肘。而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越是放水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用通胀来稀释债务,让企业和银行甩掉包袱,结果不仅包袱甩不掉,问题反而更严重。    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地方政府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环节,不论是高杠杆还是高房价,都与地方政府收入不足密切相关,不仅是地方政府,未来的老龄化问题和日益增长的民生社保支出,对于整个财政而言都是极大的考验。节流难以实现,开源势在必行,利用税收手段一方面重新瓜分蛋糕、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若不如此,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势必通过各种方式的转嫁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财政体制改革在持续推进,短期增加财产税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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