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财税方面的政策动作频频引发了市场高度关注和讨论:一是创投基金合伙人原20%的个人所得税率上调为最高35%的个体工商户累计税;二是社保移交税务部门征管带来的缴费基数规范化,可能增加企业的负担;三是个税改革叠加社保从严征管,可能反而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此外,不断释放信号的房产税未来也将在客观上造成居民部门税负的提升。当前国内经济再度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央行与财政部也刚刚经历了一轮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论战”,在国常会与政治局会议均呼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的背景下,财政上述“加税”政策进一步引发了市场的担忧。所幸,本周国常会针对市场的顾虑释放了一定的积极信号:确定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配套措施,并同时公布了个税减除费用和费率适用细则;确保创投基金税负总体不增;明确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不增加企业负担。本周的周报,我们试图回答市场关注的几个财税热点问题,并以此梳理近期财税政策及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    1、为何财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当前面临的两大主要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其症结都在财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在过去数十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其他手段进行“开源”:一是卖地收入,二是通过融资平台的借债收入。前者形成的“土地财政”,后者是是造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急剧膨胀的历史原因。因此,只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开源,纠正央地财权与事权的错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困局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    与国际主要经济体横向比较,中国的企业部门税负偏高而居民部门税负偏低。因此,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方向可能是,减轻企业部门税负、增加居民部门税负;在居民部门内部,则是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负,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税负,以达到收入分配调节的目的。由此可见,此次个税改革符合这个方向,而未来房产税、遗产税的开征也是在增加居民部门税负。未来我们将看到居民部门越来越多地提供中国政府税收收入的来源。    2、个税改革+社保从严征管,对个人与企业影响如何?    财政部、税务总局本周发布了《关于2018年第四季度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税率适用问题的通知》,明确了新税法下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税率适用问题。我们对不同收入人群在税法修改前后的个税缴纳金额进行了计算:从税收下降幅度的角度来看,随着收入的上升,减税幅度逐步下滑,即低收入人群的减税幅度最大;从减税额在月薪中的占比来看,随着收入的上升,减税额占月薪比例先升后降,即个税调整对中等收入人群实际收入的影响更大。当然,如果将扣除所带来的优惠考虑在内,减税幅度将会更大。    个人所得税的上述调整会带来减税效果毋庸置疑,但近期社保将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信息却引发了市场对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将下滑的担忧。以前“旧个税和并不规范的社保搭配”变为“新个税和更为规范的社保缴纳搭配”会对个人可支配收入(收入-社保-个税)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对前后两种搭配进行了简单的比较计算,结果显示个税的减税幅度可能确实无法覆盖社保规范化所带来的可支配收入的下滑。但企业社保缴费不合规的问题千差万别,从全国范围实际来看,难言新搭配之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必然降低。    社保征收方式的变动也使得企业将面临着大额的社保补缴压力。个人可支配收入可能会得到新个税减负的缓解,但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压力提升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融资渠道受限、经营环境艰难的情况下,补缴高额的社保费用对中小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所幸,社保征收方式变动带来的相关担忧已然引发了政府方面的关注,国常会明确表态确保企业税负不增,一定程度缓解了市场担忧。    3、社保从严征缴背后的隐忧:老龄化与社保缺口    尽管目前税务部门和人社部门已强调社保征缴将以稳定为主,此次改革不以强化征管为目的;但此次由社保缴费基数规范化所引发的讨论,背后仍然隐含了大家对养老体系的担忧。一方面,中国在2011年左右度过了人口红利的“刘易斯拐点”之后,人口老龄化成为困扰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最大潜在隐患;另一方面,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矛盾愈加尖锐,这集中体现在基本养老保险收入-支出结余的逐年减少,以及养老金征缴收入-支出缺口的逐渐增大。近年来,政府在提高基本养老统筹层级、改善基本养老金投资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已经有所建树;而未来在养老体系方面的改革也存在较大空间:对企业年金和商业寿险等养老保险二三支柱的政策支持,对养老金投资管理体系的完善,对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方向,都是人口及社保养老改革的应有之义。    总体上,本周政策层面释放了减税降费、扩大居民消费、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创新等信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市场对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企业税负增加的担忧;但政策具体的落地情况及其对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客观来说,在中美贸易战加剧、国内风险防控、去杠杆的宏观大背景之下,外需与房地产两大传统动力均难以再度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来源,唯有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支持方式最为值得提倡与期待:减税降费可以提振企业内生的盈利能力,缓解现金流状况,进一步相应降低企业对负债端的依赖;这也与去杠杆的总体方针形成良好搭配。因此,目前部分学者所呼吁的降低增值税税率、此次国务院提出的降低社保费率都将是较好的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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