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弗曲线:里根在右,中国在左。拉弗曲线的经济逻辑是税率过低或过高都会减少税收收入,从而存在一个使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佳税率点,如果当前的税率在此最佳税率点左侧,则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而如果当前税率在最优税率右侧,进一步提高税率会造成整体税收收入不升反降。里根政府时期,以美国当时的现行税率高于最佳税率点为前提,里根进行了减税改革。从广义宏观税负和税收的关系来看,回归分析显示税负提高仍会导致税收增速的上升,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总体上仍位于拉弗曲线的左半边,尚未进入右半边的无效率区间。    李嘉图等价:中美税负降低都可能导致政府加杠杆。李嘉图等价认为,由于政府债券到期时是用财政收入即税收来还本付息,因此发债和征税实质上是不同时期国民财富的转移,这种转移并不会影响国家总财富。李嘉图等价意味着在减税的同时保持政府支出不变,即当期赤字增加,导致政府债务负担攀升。中国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广义财政赤字率((一般政府支出-一般政府收入)/GDP)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变动的相关性较高,因此降低税负导致政府赤字和政府部门杠杆上升可能是较为确定性的逻辑。在结构性去杠杆行至中场之时,需要重视减税可能引起的政府杠杆率攀升。    金融周期:里根在新周期的起点上,中国在旧周期的下半场。里根减税对应的美国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的金融长周期和金融短周期的波动都出现了见底回升。新金融周期所带来的信用扩张,避免了减税所导致的政府部门加杠杆对私人部门信贷的挤出,进而有利于扩大内需。而在中国金融长周期过顶、短周期回落的方位,信用处于收缩阶段,我们基于不同方法测算的金融周期都印证了这一情形。因此税负降低叠加积极财政所造成的政府部门债务融资增加,可能会对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融资产生较强的挤出作用,民企、中小微企业或受影响较大。    综合考虑拉弗曲线、赤字和债务、金融周期方位对中国减税政策的约束,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可能是比降低宏观税负更好的政策取向。我们认为合意的结构性减税是在保持广义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施“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方案,既要减轻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税负,又要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防止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在企业税负方面,降低流转税比重、实施差别化的企业所得税;个人税负方面,适度增加高净值人群的财产税,加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降低非税负担为企业和个人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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