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大约在2011年前后度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的减退是一个事实。从2005至今的统计抽样数据来看,中国15-39岁人口比例在2011年是一个高峰,约为总人口的40%,此后开始显著下行,2013年回落至38%,2014年至37%,2015年进一步至36%左右。15-44岁人口比例亦下降至45.1%的新低。另一个指标是人口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2005-2011年中国的抚养比一直下行,2011年形成一个底部,此后开始逆转上行。    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它是指一国劳动力供给从加速转为减速的经验拐点。我们大致可以将2011年视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    中国经济过去30年保持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显然功不可没。高比例的青壮年人口一则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制造业尤其出口型制造业将由此具有成本优势;二则对应着人口流动的活跃,城市化和与城市化相关的基建、地产将由此具备结构性驱动;三则天然对应宏观上的高储蓄率、低利率和高投资率,进而形成一个“赶超型”增长。    人口红利的减退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有所弱化。最明显的证据是2011年同样形成了中国“高增长”和“中高增长”的一个分水岭。2011年中国出口增速还有20%,2012年就降为了7%;2011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还有近30%,2012年就降到了20%以下。与此对应,2011年中国GDP增速还有9.5%,2012年就一下子进入了“7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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