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未来还将继续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成效卓著,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完成了“规模赶超”,并具备了“制度引领”的基础和条件。    考虑融资项目及金融资产面临的环境、气候、资源风险,从而对绿色金融设定差异化的风险监管标准,是激发绿色金融内在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市场实践也证明绿色金融的不良率显著低于其他业务。但在《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金融监管协议中并未正视这一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可以国内市场实践经验和相关研究为依托,推动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调整,适当调低绿色金融资产的风险资本占用;也可以在《破产法》的修订中,明确绿色债权优先受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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