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是两大 “经济民族主义”的对撞？善待、善治全球化才能避免恶循环

　　庞中英

　　中兴事件是一个最好的关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案例。这个案例也许值得在全球市场这个“商学院”和世界政治体系这个“国际关系学院”作为教学案例。

　　到底怎么看这个案例？我谈两点看法。

　　如何深度理解全球治理？

　　可以反对“霸权的全球治理”，但是，不能缺少对其的深刻理解。

　　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就是典型的“霸权治理”。美国从来笃信和实践霸权的全球治理。

　　美国监管机构早已认定中兴公司等是有问题的“外国企业”，在美国市场存在不“合规”行为，而且抓住了这家公司重大的不可饶恕的问题。这些被认定是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的安全、有损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企业行为，就成为美国政府的全球治理的对象。

　　WTO之类的“规则为基础”多边体制进行的“全球贸易治理”，只是解决世界经济中存在问题（例如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另一种方法。对于美国来说，解决世界经济中的问题，尤其是解决美国市场中存在的外国企业问题，用不着WTO之类的国际制度，或者觉得那样的制度治理见效慢。美国倚重的是其国内治理。美国毕竟是全球第一超级大国，在全球经济中拥有占据优势的结构性权力，尤其是拥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结构性权力——霸权。美国总是使用其全球结构性权力，根据其自己的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对在美的外国企业进行治理。

　　中兴公司以前就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只是没有汲取足够的深刻教训。从这一点衡量，该公司距离一家真正的居安思危、危机发生后善于管理的杰出全球企业还有相当距离。

　　不得不承认，特朗普政府选取中兴公司这样的外国公司进行的打击是精准、有效的。

　　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如中兴这样的旗舰企业，不仅可能真的误解或者肤浅地理解了全球化，而且更是缺少对全球治理的科学研究，无论对于霸权的全球治理，还是制度的全球治理都没有心存敬畏。

　　经济民族主义的失效

　　不能以我方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爱国主义）简单回应他方的经济民族主义。

　　美国政府这次不是一般的对在美国经营的一家外国公司的制裁。中兴公司也非一般的美国市场上的外国公司。严格地，美国这次出手重得足以让这家公司破产（不仅是财务而且是信誉）。尽管中兴高层前不久豪言壮语，“有十三亿人民的支持”。但是，我真的担心这家公司遭遇到了真正的滑铁卢。

　　利用人民发自内心的朴素的基因的“经济爱国主义”情绪获得同情和支持，其有效性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如今信息时代，网友很快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网友进一步知道事件的真相，可能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反而会痛心疾首地说，中兴的这“十三亿”，“对不起，不包括我”：中兴在与网友充分分享利益方面怎么不说“十三亿人”？中兴怎么没有向网友交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即中兴面向公众的公关到底做的如何？而且，相信美国方面听到中兴如此打其母国的民族主义牌，会坚定其制裁决定的正确性和对抗性。

　　一家已经“走向全球”的足以代表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企业，面对危机，最需要避免的不是诉诸信手拈来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而是坦坦荡荡的全球主义。越是民族主义，就越是与美国对抗，于事无补，更加不“合规”（compliance）了。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兴公司按照中共十九大精神，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支持全球化”的大旗，以全球主义对付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错了就勇于认错；即使没错，也要尊重东道国政府的监管，那么，情况也许不会恶化到如今的地步。

　　两大 “经济民族主义”的对撞

　　“经济民族主义”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在美国再次浮现，是有着极其深刻的根源的。在美国经营的其他外国企业，据我所知，很多在小心研究和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诸如中兴等中国在美企业，是否真的也如此精心应对？如果认真研究和深思过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斯蒂夫•班农及目前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许中国企业，即使存在不合规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仍然会逃过劫难。美国这次的“经济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确实是特别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不幸被认定为美国遭遇的全球“不公”的主因。包括中兴某些人的世界观和实践论，正是刺激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回来的原因。

　　在有关中兴事件的各种评论中，有一种是典型的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或者正确的应该叫中国“经济爱国主义”：在较为理性的方面，有人高呼要“自主创新”，占领高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不再受制于美国；而在较为非理性方面，再次听到了高分贝的“抵制美货”，甚至要“撤出美国市场”，与美国经济“脱钩”的“反美”声音。

　　目前中美关系的局面似乎是，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回击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而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毫不留情地打击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

　　两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持续冲突，将导致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轻则是中美经济关系持续紧张，重则是经济全球化大中断。

　　根据习近平主席去年在瑞士达沃斯和今年在中国博鳌的讲话，中国正在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全球化”。这些方式包括：鼓励（在）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发挥中国政府的作用，推动新的国际倡议（如“一带一路”）和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驱动“新全球化”，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如开放中国金融业等）。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些国家（如美国） “去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对象。

　　继中兴事件之后，应该还有其他在全球经营的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继美国政府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和欧盟，以及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国的政府，是否会效法或者跟进？原来中国充分参与其中的全球化正在结构上和内容上发生着改变，而且这种改变的最终结果明显对中国，和对在中国的各种利益攸关方不利。

　　中兴事件后，中国到底怎么对待全球化？

　　中国需要真正理解全球化，并真正善待、善治全球化，在有理有节地“回击”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后，中国更需要尽快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立场上来，以“支持全球化”，寻求与美国合作形成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作者为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华夏时报专栏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责任编辑：高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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