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广场协定”后日元大幅升值,落入“失去的二十年”。1990 年代后,日本产业结构未能实现继续升级、拖累转型的进一步深化。伴随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加重,日本逐渐跌入“高收入陷阱”,直至近年来仍处于缓慢修复的漫长进程中。2012年安倍上台推出“三支箭”政策望扭转颓势,至今日本经济基本面有所改善,但“安倍经济学”远未达到预期目标。目前来看,安倍胜选又一次为其推行“三支箭”赢得了时间,该政策或仍会在一定时期内主导日本经济的发展方向。2008年至今,日元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危机时期,日元成为最强的避险货币,升值幅度远远超过美元;2012 年之后,日元成为全球大类资产配置的风向标。日元套利交易的属性,既是全球大类资产配置风险偏好的指向标,又进一步放大全球风险偏好。当今全球流动性正在退潮。金融宽松环境一去不返,央行、商业银行尤其影子银行体系创造的货币正在快速消失。日本目前依然处于全球几大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系谱的最左端,即依然维持了持续的强宽松态势。日本经济延续着2016 年以来温和的复苏态势,亮眼的基本面数据为日元的强势行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同日本一样,实际上也面临着从“供给管理”到“需求管理”,从“总量调节”到“结构调节”的转换任务以及相应的困境。充分研究和借鉴日本在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换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及其经验教训,避免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覆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加速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连续降低的贴现率助力资金进入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然而“巴塞尔协议”的签订,抑制日本资本急剧向外扩张的步伐,加速了资产泡沫的破灭。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通缩,此为日本后续采取QQE的背景。    安倍“三支箭”:基础货币的猛烈投放并未带来货币供应量的明显增长;财政收支结构的不合理使得财政政策预期效果大打折扣;结构性改革政策目标较为模糊,进程难以量化,效果不太明显。    美联储加息缩表、中国金融去杠杆、欧央行明确加息路径,日本央行尚未有所动作。然而,持续乐观的日本经济数据加强了市场对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日本退出QQE可能在2019年以后,且节奏是循序渐进。日本流动性一旦收紧,或将会对中国进一步造成资金外流的压力,使得中国重新考虑利率政策。    随着日本国内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趋向“少子老龄化”,中国对日出口还可能进一步下滑。日本对国内投资的鼓励和对外投资重心的转移,将与中日政治关系等因素发挥合力作用,短期内可能对双方的相互投资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声明：如本站内容不慎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邮箱：wangshiyuan@epins.cn 我们将迅速删除。